毛主席在1932年秋季的宁都会议后不久，永远告别了前线指挥的位置，变成了一名只能等候消息的人。此后的两年间，战局变得愈发危急，而他的意见却屡屡被拒之门外。然而，当长征的紧迫形势将数万红军士兵逼入绝境时，他没有因怨恨而试图夺回权力，而是改变了使意见落实为行动的方法。遵义会议之后，贺子珍察觉到他整个人的气度与之前截然不同。那并非妥协或老练，而是一种在失败、被孤立以及激烈争论中磨砺出来的新能力。这种新能力究竟是什么，它又如何影响了红军在危机时刻的决策？
1932年10月，在江西宁都的小源村会议进行到第五天时，屋内充斥着烟雾和激烈的争论，气氛令人窒息。围绕下一步的军事行动，红军指挥官们始终未能达成共识。毛主席提议根据敌情保存实力，并在有利地形寻找进攻机会，而不赞成立即对中心城市发起进攻，认为部队刚刚经历战斗，需要整顿，而敌军也在调动。然而，来自后方的中央局成员认为这种看法是退缩，并主张红军必须主动进攻，以夺取城市来证明进攻路线的正确性。任弼时对此表示严厉：争论的不是一两个地名，而是要明确执行的方针，前方不能因困难而改变中央的部署。毛主席坚定地说：“地名可争，但敌情不可忽视，若队伍打光了，则无方针可言。”
这种回应没有缓解争论，反而引发了更多针对他行事风格和立场的批评，诱敌深入被解释为等待敌人，避开坚强城市被视为消极，而前线的经验则被指责为狭隘。周恩来耐心地坐在一旁，苦心劝说毛主席留在前线协助，自己承担指挥责任，或者让毛主席指挥作战，自己负责监督，总之不能让熟悉战局的人离开。朱德也表示：“前线换办法，伤亡惨重，他在比他调离来得更稳妥。”但后方委员们并未采纳这个意见，认为军事领导人必须一致决策，而这种一致的途径就是让毛主席暂时离开指挥岗位，去后方担任政府工作。会议表决后，毛主席默默收拾自己的文件，未再多言。宁都会议最终以“暂时请病假，必要时到前方”将他排除在指挥之外，随之而来的便是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被周恩来接替。
离别前，周恩来去看望他，屋内只有简单的行李和几卷文件，毛主席正在整理一张旧地图。周恩来低声道：“会议未能让你留下，前方若有需要，我会来找你。”毛主席将地图装入包中：“我仍愿参与军事工作，需时告诉我一声。”周恩来则关注他的心情：“你心中是否有话要说？”毛主席停顿片刻，回答：“会上我已表达完，剩下的只能由战场来回答。”贺子珍随他离开小源村时，出门发现熟人变得冷淡，街上人们见面后匆匆离开，或故作无视。她忍不住询问：“他们怕什么，连问候一句话都不敢？”毛主席只说：“他们有他们的处境，不必逼他们站队。”贺子珍愤怒：“可你曾带他们打过仗，现在连一句问候都没有？”毛主席回首看已融入暮色的村口：“重要的是下一仗怎么打，而不是谁来问候。”
他的话中隐约透着压力。回到瑞金后，毛主席继续主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，处理土地、生产和民生事务，然而，只要有军事消息传来，他总是首先询问部队的安危与敌人的动向。贺子珍有一次把油灯调亮，直言不讳：“要是你总等他们来找，你可能会等到天荒地老。”毛主席合上文件：“现在主动去找只会让人觉得我在争权。”贺子珍反问：“那就什么都不做？”毛主席则回答：“做应该做的事，弄清他们为什么不接受我的意见，也弄清我为什么无法让他们接受。”此言让贺子珍心中一震，她原以为毛主席只是在忍耐，可这一刻她意识到他已将难以咽下的苦涩转化为必须探讨的问题。外面的战马声消失，桌上也不再有待签发的作战命令，毛主席首次开始反思，为什么在满座的同志之间，正确的意见竟然会失去力量。
